對岸海協會長陳雲林來訪引發的爭議，至今餘波蕩漾。我們看到台灣社會對中國想像的鉅大分歧。
第一種想像，以機會與利益為核心。中國年平均成長率一○％，累積了兩兆美元外匯存底，其國內市場潛在消費力，被認為是世界景氣低迷的救星。在這個圖像中，與大陸更廣泛深入的連結，將帶給台灣榮景。台灣唯一出路在中國。
這個圖像有個未言明的假設：為了經濟發展，可以「適度」犧牲責任政治與民主人權。由國共接觸協商，建立常態化的「國共平台」，遂成為方便巧門。國共平台談好的事情，交由兩岸白手套單位簽署，由兩邊政府各自執行。
這個不透明的平台，在民主化的台灣，迴避了國會與公民社會的監督。但對壟斷性財團而言，國共平台很有效率，直航等特權利益在密室中分配，比攤在陽光下協商省事。
這個中國想像有個盲點：站在資本集團的角度看問題，盲目頌揚經濟成長，漠視龐大的社會代價，對環境的破壞、對數億勞工階級的剝削。中國國力愈雄厚，社會不平等愈趨劇烈。中國學者丁學良，不久前在《金融時報》網路版上撰文指出：「中國模式」無法在發展中國家推廣，正因為社會成本太鉅大。
第二個中國想像，看到的是威脅與風險。北京的打壓並沒有因為台灣單方面的善意而鬆手。「反分裂法」、「一個中國」、一千多顆飛彈，高懸我們頭頂。在此情況下，開展與中國更廣泛深入的經濟連帶，只會將台灣「香港化」，導致台灣民主向下沉淪。中國不但虎視眈眈，而且是個充滿風險的社會，毒奶粉事件就是鮮明例子。由於專制與高壓，中國政局很不穩定，隨時有崩潰的危機，新疆（東土耳其斯坦）與西藏（圖博）抗爭暴動不斷。一旦中共統治崩盤，與大陸經濟連結緊密的台灣也將遭殃。
這第二個想像的假設是：與中國交往過程中，台灣一直都是受害者，「錢進中國，債留台灣」。但其實不少台商與台幹在中國找到第二春，兩岸的經濟分工也間接促成台灣的產業升級。此外，「世界工廠」的農民工，數以千百萬計為台資廠工作，這些勞動階級也貢獻了台灣經濟。
這個中國想像還有一個盲點：在反共的視野中，看不到中國的改變與社會動態。經過卅年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已經不是「共產國家」，而更接近官僚資本主義。歷史的反諷是，灌輸反共教條的國民黨早已跟共產黨把酒言歡，台灣民間還在背負著「紅色中國」宣傳的債務。儘管中國社會仍然被國家嚴格管控，但無數NGO活躍於國家監控不到的灰色社會空間。抗爭者不再從事「階級鬥爭」，而是以各種巧妙的論述包裝來主張權利，例如把上街遊行叫做「散步」、包圍官署叫做「上訪」，就像廿多年前台灣的街頭運動，叫做「自力救濟」。
以上兩種中國想像，雖然差異極大，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缺乏社會觀點。
台灣需要一個基於進步價值的中國論述，也需要細緻的社會分析。這是本文所主張的第三種中國想像：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中國不再是鐵板一塊，中共不再是個極權主義政權，而是一個具有韌性與彈性治理能力的威權主義政權。大陸各種社會主體正在湧現，台灣人社群也是其中之一。市場經濟使中國更富裕，但是社會不平等也更嚴重。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模式更科技化與細密化，但是社會抗爭的多元空間也逐漸浮現。中共對台的威脅有很高的真實度，但是「紅色恐怖」的形象卻被誇大了。因此，兩岸交往不應該由兩個代表政商利益的政黨壟斷，國共平台是反民主、服務財團的政黨祕密外交，是統治菁英與紅頂巨賈的金權饗宴，其所設定的議題，掩蓋、排除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
國共平台之外，我們更需要一個開放的、民主對話的「兩岸公民社會平台」。台灣應該與中國文化學術界、公民團體積極對話，爭取大陸人民對台灣的理解，彼此分享幾十年來在專制政治遺緒下爭取生存權利的艱辛。台灣民主轉型的正負經驗，能夠對中國甦醒中的民間社會提供什麼靈感？兩岸的進步派，能夠如何連結，共同抵抗社會右傾化的力量？建立兩岸公民社會平台，可以守護台灣民主，也催促中國社會思索在追求富國強兵之外，還遺落了哪些社會價值。（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委）
(中譯版)
致馬英九總統、行政院長劉兆玄
針對中國特使陳雲林訪台期間，以和平手段抗議的公民，遭到限制人身自由與攻擊一事，國際人權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 位於法國) 表達深切的關切。FIDH相信這類以國家安全為由的逮捕與暴力行為，嚴重侵犯了人權。
據我們獲得的消息，自2008年11月3日起，台北市布署了7,000名以上的警力。當局採取激烈措施，諸如没收或損壞私人財產，騷擾、攻擊接近定義模糊的管制區的人民，高速公路車道強制淨空，任意地搜索與逮捕，限制公民的行動自由等。在陳雲林訪台期間，當局以維安為由進行了上述行為。
我們憂慮這類侵犯行為實際上的目的是為了壓迫公民的言論自由。這類對自由的限制前所未有，明顯地超越了維安的界限。例如，公民不得懸掛或攜帶貴國國旗，不得呼喊「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等口號，不得攜帶攝影器材，不得播放當局認為不妥的音樂。
這些措施的目的，似乎是為了讓政治異議噤聲，而不是為了維安，如此作法公然違反貴國憲法第11條及第14條保障言論自由與國際人權標準的精神。因此，FIDH要求貴國警政署與國安局，應根據憲法與法律，為其執法過當的行為負責。司法院與監察院應即刻針對所有涉及侵害人權的案件，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所有未依法善盡職守的官員應予究責。對於執法過當者，特別是警政署與國安局，應根據貴國憲法第24條「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
FIDH特別呼籲貴國政府當局修改集會遊行法：廢除集會遊行許可制，改採報備制以及廢除特殊區域的限制，因為目前的集會遊行法，給予政府當局過多限制人民集會和言論自由的裁量權。另外，政府當局應廢止戒嚴時期遺留下來的驅逐令以及特殊犯罪刑罰。最後，台灣當局應建立警務人員執法條例，讓警務人員在值勤時有清楚說明他/她們身份的義務，以確保其合法性與正當性。
閣下，本組織堅信台灣卓越的民主化成績是整個亞洲的標竿。因此表達本組織對於台灣人權等級下降警訊的嚴正關切，並且將其視為降低台灣民主及人權價值負向趨勢的訊號。望您仔細考量上述關切事項，
您誠摯的
Souhayr Belhassen
FDIH主席
片名叫遇見塔羅牌情人，普普通通沒啥感想，雖然我只看了最後四十分鐘，伍迪艾倫依舊讓我很想打他。重點是片尾打上的預告：
接下來播映：愛情決勝點
WOW！！！
伍迪艾倫+史嘉莉嬌韓森二連發耶！
簡直是影展規格阿阿阿阿阿
(插個嘴，史嘉莉真的變成伍迪艾倫的愛將了，下一部片又有她)
於是又煮了杯咖啡看了起來。（不要再假仙了，罪惡感這東西在當下就是被你拋棄了）
然後剛剛看完了。
這部片伍迪先生只當導演沒有親自下海因此少了點逗趣（不覺得伍迪艾倫長得很像台灣的脫線嗎？XD）
感想
1.關鍵字：運氣
2.史嘉莉嬌韓森真的很正， 希望上帝不要讓金髮絕種。
3.男人真的很賤，女人千萬不要傻。
4.號稱無神論的我，潛意識被台灣社會盛行的因果報應說支配，因此對於這種在台灣通俗劇看不到的結局相當的拍案叫絕，同時又有一點點坐立不安。
呀呀呀 不欷噓就不是人生了啊～
一個人儲蓄慾望高漲的時候，你怎樣都無法強迫他花錢的，就算天外飛來一筆消費券，他也只會用在日常支出，而把原本要花的錢留在戶頭裡。換言之，消費券只是替代了現金，對於刺激景氣的作用非常有限。更何況日本曾有過失敗案例，百分之七十的民眾都把消費券轉成現金存起來，根本無法"振興經濟"。
我們的高學歷內閣不是一批學者專家嗎？這些事實難道他們不知道嗎？當然不是。那為什麼一意孤行，就算要多花八億多印製費、十幾億行政管銷費用，也要推行這個結果大家心知肚明的政策？
唉。
看了晚間新聞，一切都有了答案。
好啦說答案太牽強，也許這只是順勢而為的結果，反正重點是我看到這則新聞真的是非常火大
http://www.nownews.com/2008/11/20/301-2368404.htm
我真的要說消費券的最主要的功用其實不是振興經濟，而是當一個幫忙賣狗肉的羊頭。
行政院要把四年四千億的預算跟消費券包在一起，以特別預算的名目送立法院啦！
這樣一來民進黨杯葛就會討罵，因為人民引頸期盼消費券啦！！！
雖然民進黨就算要認真杯葛也沒有用啦
陳雲林來台，引發民眾一連串遊行、抗議行動，並發生多起警民衝突事件。事件發生後除台北市警察局北投分局行文各家電視台，要求提供新聞播放帶給警方做為辨識滋事民眾依據。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近日並獲悉，有不只一家平面媒體的攝影記者接獲警方要求，希望攝影記者能夠提供在衝突現場所拍到的民眾影像供警方蒐證。
經常處於新聞現場第一線的新聞攝影是高度危險性的工作，尤其在衝突性場合記錄影像，危險性更是超乎尋常。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衝鋒陷陣的工作時，心中所想的，是要為讀者及觀眾呈現最接近親臨現場的畫面，絕不是為了協助警方進行蒐證。而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他們的工作是為警方蒐證，就拍不到同樣品質的畫面與照片。
記者之所以在新聞現場享有某種特權，是因為他們所服務的是社會大眾—讀者與觀眾。做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在讀者的權益與警方的便利明顯發生衝突的時候，記者優先服務的對象應該是讀者而不是警方。如果警方動輒「徵用」攝影記者，讓他們被視為蒐證工具，將使攝影記者們無法有效執行工作，甚至危及他們工作時的安全。
根據多位業內資深的攝影記者指出，警方要求媒體提供影帶或照片協助蒐證，可追溯自1988年的五二O農運。過去這類要求多半以私下接觸方式提出，很多堅守專業的攝影記者都有拒絕警方要求的經驗。但這次「圍城」事件，警方「多管齊下」，不但正式發文，還直接打電話給媒體攝影部門主管，甚至透過媒體內部高層下達提供照片給警方蒐證的指令。
我們對於部份媒體高層面對來自警方的壓力，無法站在保護記者與新聞專業的立場，卻順應警方要求，把壓力轉嫁第一線記者身上深感失望，但更要質疑警方這種視攝影記者如同蒐證工具的做法，嚴重破壞執法份際，更戕害媒體第四權的生存空間。
此種狀況若任由發展，將嚴重威脅攝影記者的工作條件—在事件現場扮演忠實記錄者的空間與權利。因為如果認為（或任由）攝影記者的照片可直接被警方或檢調「徵用」，將使攝影記者形同國家機器（檢警單位）的延伸，而不再具有民主社會第四權的獨立空間，更遑論新聞與言論自由。如果放任警檢調指揮新聞媒體，那台灣社會無異回到戒嚴時代。
面對警方的動作頻頻，我們擔心如果一味姑息、退讓，將會造成媒體第四權全面棄守，而導致讓台灣民主倒退的可怕後果。為維護台灣社會過去二十年好不容易才獲致的民主花果，與新聞媒體的第四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發起攝影記者共同連署，表達業內抗議警方濫權的共同心聲，並與攝影記者代表及聲援團體展開拜會警政署王卓鈞署長行動。我們呼籲王署長：請約束所屬，立即停止要求媒體攝影記者配合警方蒐證的不當行為。並針對警方近日種種「徵用」攝影記者的行政濫權進行檢討，對社會大眾有所說明。
發起團體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聯絡人：劉嘉韻 02-2341-0044, 0928-868-839)
聲援團體 媒體改造學社、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我的兒子，在他滿廿歲的那一刻，加入野草莓，以青春溫柔的聲音，反抗他曾親身領受的國家暴力。
一九八八年，我在《自立晚報》「本土副刊」工作，五二○農民運動時，我懷孕三個多月，與一些媒體朋友來到城中分局前，關懷農民運動訴求，當時黃昏已過，天色沉暗，氣氛詭譎。不久，鎮暴部隊與霹靂警察將遊行隊伍團團圍住，以強力消防水柱鎮嚇、驅離大批民眾，再以警棍狂打未及被驅離、仍留在場內的散落民眾，並且強行扭送城中分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其中多數是已經走了大半天，十分疲憊的年老農民。
一個六十幾歲的阿媽從我面前被兩個壯漢拖走，腳下鞋子已經脫落，嘴裡還哭喊著：「我的包包啊，我的包包沒拿啊！」一個壯漢在我面前被打得頭破血流，鮮血如注，白襯衫一片血紅。我激動地質問，警察為什麼打人，雙手隨即被扣住，用力往城中分局裡面拖拉，幸而我的記者證與在場的媒體朋友們救了我，他們才放開我的手。
情勢詭譎，我被朋友勸離現場。不久我知道，入夜後靜坐學生們被鎮暴部隊踐踏而過，感到戰慄，覺悟到我被放開雙手其實只是時間的問題，再停留稍晚，腹中胎兒恐怕不保。
這個孩子出生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母子倆早已說好，如何祝賀他的廿歲生日。一一○六台北野草莓運動初發，一一○八台南野草莓、一一○九台中野草莓群起響應，一一一○新竹野草莓也誕生了，我告訴他，就近到他的學校清華大學，加入靜坐行列。
他在一一一○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左右，正式入坐清華大學小吃部，加入新竹野草莓的行列。時間是一個巧合，也是一個隱喻。這個孩子在母親肚腹之中，經歷了他人生首度的國家暴力，在他滿廿歲的那一刻，成為反對國家暴力的野草莓，以他們青春的聲音，召喚這個社會的溫柔迴響，共同建造一個自由與人權的國度。
我一直都想告訴他，親愛的孩子，媽媽必須陪伴台中野草莓，所以食言了，無法到新竹去祝賀你的廿歲生日，見證你大學第一年生命軌跡。但請相信，媽媽一直都在陪伴你，見證你的成長。
在這個荒寒的時代裡，你們青春的聲音或許還很薄弱，或許一再被媒體隱蔽、扭曲，更不斷被冷漠的社會誤讀，他們不了解，集會遊行是弱勢聲音的最後通路，他們不了解，集會遊行與寧靜革命可以同時達成，他們不了解，知識分子的社會實踐有多重要。但是，你了解，你出生在這樣的家族，你的外曾祖父楊逵，你的叔公魏廷朝，都是一生奉行和平主義，卻又堅定的社會運動者，他們相信，自由與人權無法守株待兔，必須以身體建造。這些，不是你的家世包袱，而是你的生命資本，因為有他們的灌注，你會得到更多加持、更多實踐的能量。
青春只有一次，廿歲生日只有一次，很開心你在滿廿歲那一刻，成了野草莓，你們一如野草莓的台灣俗名「刺波」，即使被視為柔弱的草莓族，卻堅定地以溫柔、和平、創意的運動模式，掀起一波波帶刺的青春波浪，用年輕的聲音，刺擊台灣社會的冷漠、無知、鄉愿與功利。
孩子，廿歲生日快樂，媽媽以你為榮。
（作者為中興大學台灣文學所副教授）
同學不是不瞭解經過了連續兩夜晶華酒店與圓山北美館前的警民衝突，社會早已忘了陳雲林訪台頭幾天，維安警察以不讓陳雲林看到任何台灣人民的自發抗議為原則的執法方式，讓台灣的人權發生了多大的倒退。但這個民主化之後成長的世代，對民主國家的人權有比上一代更挑剔的標準，直覺反應就是這條防線不能退讓，所以儘管整個社會氛圍讓他們的訴求得到回應的可能微乎其微，他們仍冒著大雨、頂著社會壓力持續靜坐，守護著他們堅信的人權標準。
同學不是不瞭解未經申請許可的集會遊行會被警方驅散，週五下午被抬離行政院門口以及這兩天內政部長、新聞局長的口頭警告，確實讓他們擔心不知什麼時候會再遭到驅離。但為突顯現行集遊法必須七天前申請許可、設有禁制區與警方的解散命令權等荒謬規定，向兩黨施壓，希望盡快修改集遊法，他們寧可不申請許可，藉由連這樣和平理性的集會遊行都可能僅因未經申請而遭驅散的事實，來呼籲社會正視此法之荒謬不合理。
同學不是不瞭解經過陳雲林來訪這一週的衝突之後，台灣的民主內戰已經更趨白熱化，在一些政治人物不負責任的公開談話、媒體名嘴挑釁評論的不斷煽動下，社會充滿了以暴制暴的肅殺之氣，這樣和平理性的簡單訴求不是無法引起主流媒體的興趣，就是會受到學生縱容暴力的抹黑指控。但學生仍然堅持運用他們所熟悉的網路媒介，將他們的訴求與行動以文字與畫面散佈出去，網路快速的擴散能力，很快地在全國各地，甚至海外留學生之間，引起共鳴，在各大學校園內開始產生就地集結靜坐聲援的行動，開啟了台灣學運的新紀元。
這些多半沒有運動經驗的年輕學子只是一個很直接的「這是不對的！」的衝動，又不想加入民進黨的圍城行動，看到了李明璁等師生發起的一個簡單的抗議行動，自發的在11月6日上午到行政院門口集結靜坐，這幾天以來在警察的驅散、家長的不諒解、社會的冷漠、媒體的抹黑、天公的不作美等天時、地利、人和皆不具備的情況下，不但存活了下來，還受到各地學生的熱烈迴響，漸漸獲得了社會認可，讓原本國民黨、民進黨與台灣社會皆輸的陳雲林來訪一週衝突或許可以留下一個不同的遺產，那就是原本對政治感到厭惡的年輕人終於找到了一個著力點，用他們自己的運動模式捍衛民主價值。
雖然目前我們還無法判斷這個運動最後將如何落幕，但希望政府千萬不要再犯將政治問題以法律問題來處理的錯誤、社會不要再用藍綠鬥爭的邏輯來消費這個運動，給學生多一點空間，珍惜這個意外出現的青年理想主義運動。當美國正因為年輕人的重新關心政治而改寫歷史的時候，我們更要注意不要因為自己的慣性思考而意外澆熄了年輕人的理想主義熱情，珍惜台灣民主的寶貴資產。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
「民眾向警察丟汽油彈、排泄物」，是大家對「圍城事件」的主要印象，群眾先使用暴力也是事實。馬英九才因此譴責暴力，要民進黨負責。但蔡英文則認為，民眾之所以使用暴力，是國家逼出來的。是國家暴力在先，執政黨要負最大責任。但是，事實可能比雙方面所說的要複雜。這次警民衝突，是雙方暴力相互加乘循環的結果，雙方都有責任。
把事件往前回溯，才能釐清暴力的責任。整個事件的最後發展，是民眾攻擊警察。這是民進黨的指揮系統出了問題，蔡英文卻把暴力推給黑道，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說法。但是，國民黨就因此沒有責任了嗎？當然不是。
維安單位在陳雲林訪台的前三天，以超高的標準來執行維安工作，大幅度限制人民的行動空間與自由，甚至還取締國旗，勒令「上揚唱片行」歇業等，嚴重妨礙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引發民眾激怒。這種國家暴力是晶華事件和圍城事件之所以發生的第一個原因。
其實，在陳雲林訪台前，民進黨就提出遊行的申請，但屢遭國民黨駁回。最後蔡英文親自出面，國民黨才勉強答應，但要求民進黨保證和平理性。蔡英文也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和平保證。如果根據「集會遊行法」的規定，任何遊行要在遊行七天前提出，經過主管機關「核准」後才能執行。這個法規留給執政者很多操弄的空間。這次遊行，執政黨刻意延後公布陳雲林訪台的日期，讓民進黨無法在規定期限內提出遊行申請，國民黨因此對民進黨的申請案大加刁難。
集會遊行的自由是憲法保障的權力，民進黨在這次遊行申請的過程中，卻屢遭駁回，最後還必須簽下和平保證才能獲准。對民進黨人而言，這是不可承受之重。經過了民主的奮鬥，大家終於有了自由，而國民黨卻公然使用國家暴力來限制人民的行動與言論自由，讓大家覺得民主在倒退中，也因此積累了更多的憤怒和恐懼，這是圍城暴力之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也是學生要求修訂集會遊行法的理由。學生們指出，集會遊行是憲法所賦予的自由，固然需要向警方「報備」，讓警方可以執行必要的維安工作，但警方無權「核准」。七日的期限更是荒唐違憲。
不過，這次警方之所以製造了上述兩種國家暴力，跟之前在台南發生的張銘清事件有關。王定宇推倒張銘清，不但沒有道歉，民進黨立委還極力為王定宇辯護，說張銘清是「敵人」，不是客人。而民進黨黨部對整個事件，也只是表示「遺憾」，完全沒有譴責暴力。試想，當民進黨的人把海協會的官員當成敵人，國民黨能不提高警覺來維護這個隨時都可能遭襲的「敵人」嗎？民進黨對暴力的縱容，刺激了國民黨的「國家暴力」，也讓暴力擴散循環。張銘清和圍城暴力事件，王定宇和民進黨都應該道歉。帶頭鬧事的民進黨員和滋事份子也應受懲。
只是，張銘清暴力事件的發生，只是民進黨的集體憤怒與焦慮的部分反映而已。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中，逐漸讓台灣的主權矮化才是所有暴力與憤怒情緒的源頭。吳伯雄訪問中國時，不稱「中華民國」，而稱「中華民族」，不稱馬英九「總統」，而稱「先生」，國旗等也都被刻意省略。甚至連在台灣晶華的晚宴上，吳伯雄還是稱馬總統為先生。民眾向吳伯雄吐口水、罵台奸，正是這種情緒的表達。
主權與名稱的問題，而不是兩岸政策的內容，才是關鍵。而民進黨堅持的主權，也只是中華民國，而不是台灣。這是馬英九信誓旦旦要維護的，民進黨的堅持合情合理。
吳伯雄也許是無心的，但國民黨一直都不理解民進黨人的深層心理結構：讓主權自我矮化，才是民眾集體憤怒的關鍵。因此，我認為，要為暴力事件真正負責的是吳伯雄，他應該道歉下台。國安局長和警政署長的維安的確過當，但民進黨也應該分攤責任，所以兩人罪不至於下台，適當處分就可以了。但劉兆玄要為侵犯人權一事道歉，也要認真回應學生關於修訂集會遊行法的訴求。馬英九輕估主權矮化的嚴重性，他應該正式道歉，並向民眾保證，以後兩岸交流一定會在對等尊嚴的前提下進行，才可望逐漸恢復民眾的信任與信心。否則藍綠關係會永無寧日。（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教授）
馬先生非常憤怒地說，他像賣台的人嗎？
相信馬先生無賣台之心，但他的庸懦無能卻已造成賣中華民國之實。
這兩天最令台灣錯愕莫名的無非馬先生的警察把中華民國的國旗當做中華民國的大敵，隨陳雲林所到及將到的地方粗魯取締，馬先生說得妙，他說他從未下令取締青天白日旗，一副無辜的樣子，太偽君子了，這把戲在馬先生當市長時已經演過一次了，馬市長的警察闖進運動場，搶奪青天白日旗，然後馬市長信誓旦旦說他從未下令。
陳馬對等有辱國格
中華民國警察取締中華民國國旗早在陳下機之前就雷厲風行了，如今該取締的場所都取締光了，才說不必取締，那當然，在圓山國賓已經無旗可取締了。
從11月3日開始，中國海協會代表團來臺與政府簽署各項協定，同時在臺北各處，就陸續出現警方藉「維安」之名，對各類以和平方式表達不同意見者，進行粗暴的盤查、損毀、沒收、禁制、拉扯、驅離甚至拘捕。絕大多數遭致警察暴力相向的民眾，根本不曾靠近陳雲林人身，有的市民甚至只是路過、停留或單純拍攝記錄，即遭受上述對待。
透過媒體畫面傳送，我們驚覺事態嚴重¬—這已經不是維安有否過當的技術問題、更不只是政黨認同選擇的問題，而是暴力化的國家公權，對市民社會的嚴重挑釁和侵犯。所有彷彿戒嚴、罔顧自由人權與民主價值的管控鎮壓，連執政黨的國會議員都質問行政院長；卻只見身為最高責任主管的劉揆，仍在輕佻地詭辯和推責。實在令人既錯愕憤怒，又深感羞辱和不安。
我們不禁要問：難道要強化兩岸經貿交流，也必須透過降低臺灣的民主自由程度、以達成與中國同樣極權統治的水準嗎？
2005年第一次連胡會時，人權團體即要求國民黨：「政權可以失落，人權不可以失落。」應該要向中國政府強烈要求釋放政治犯，及改善人權狀況。2008 年，馬政府上台後，強調與中國的對等交流，然而，所謂的「對等」，竟是降低台灣的人權法治標準，來迎合中國。近日，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國民黨政府正是以中國的人權標準，來對待台灣的抗議民眾。
列舉馬政府種種降低人權標準的粗暴作法諸如：淨空高速公路車道，連媒體隨行車輛，都遭到警察以「逼車」方式強行要求離開；禁止民眾在公共場合舉國旗；禁止民眾在公共場所說「台灣不是中國的」；民眾在圓山附近手持DV拍攝被警方帶走；民眾想要施放印有「黑心」圖樣的氣球被警方制止；民眾騎機車懸掛支持西藏獨立的「雪山獅子旗」，被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的理由，禁止通行並將人直接從車上架離………
大法官曾表示：「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因此警察在執行勤務時，不僅有義務對表達意見的人民給予適當保護，更應該協助人民行使表達意見之自由。然而，台灣警察在面對人民行使基本權利時，卻常是橫加阻擋和壓制。特別是這段期間警方密集地超越了勤務執行的界線及比例原則，嚴重妨害了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這些活生生的人權侵犯實例，無疑對台灣政府自我標謗為「民主自由國家」是最大的諷刺。
除了強烈譴責警察執法過當的行為，台灣人權促進會嚴正發起民間社團連署，要求：
發起團體：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立即加入線上連署 （社團部份）
為了要讓他這樣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來台，國民黨事先把人民可以有效合法集會遊行抗議的所有路權借走。七千名警力部屬在台灣街頭，台北城宛若專為他一個人的到來而清場。然後，馬英九、蕭萬長、劉兆玄、賴幸媛在幾天之內，十分罕見的紛紛接受電視專訪。除此之外，馬政府也動用了所有的資源與管道，包括各大工商團體、台商、企業界大老一致為這個會面宣傳與背書。一時之間好像整個社會裡面找不到反對的聲音，儼然全國人民都應該對這次會面充滿期待。然而，這不是事實。在這個時候，當執政當局對內壓制言論，不顧人民感受，對中國處處討好時，作為一個主要的在野黨，民進黨要站出來提出我們最嚴正的立場。
我們不歡迎陳雲林這個時候來台灣，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在技術性的問題上，陳雲林其實根本可以不用來。民進黨的態度非常清楚，我們從來不反對台灣與中國進行事務性的協商。不過，我們認為在當前的政治局勢之下，在第三地進行協商，台灣可以不用賠上社會對立。國民黨之所以堅持讓陳雲林來，目的無非是想透過「兩岸和解」的虛榮儀式來掩蓋他們低落不振的民調。
第二、我們反對表象的「儀式治國」，從2005年連戰接受中國的召喚起，國民黨幾年下來一直在上演「國共和解」的戲碼。今年四月的「博鰲會談」，六月「江陳會談」，台灣人民不斷看到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與中國官員在大陣仗的媒體前面握手言歡。然而，他們越握手，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卻越多，台灣的國際空間卻越窄。國民黨裡面沒有一個人願意跟我們解釋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台灣人民已經一頭霧水，不過，他們卻對這種表面的儀式樂此不疲。所以，我們要求馬政府向台灣人民清楚說明，這次會談究竟會帶給台灣廣大人民什麼樣的實質經濟利益?兩岸快速的開放，對台灣產業及就業的衝擊有多大？對於那些因此而消失的產業，因此而失去工作的老百姓，政府有什麼因應措施？
從520以來，台灣人民已經多次被這個政府欺騙，我們不能再允許這種現象繼續下去。六月的江陳會談之後，國民黨政府宣稱會為台灣帶來極大的經濟利益，然而，幾個月過去了，百業依然蕭條，人民依然痛苦。兩岸破冰，人民破產，馬政府從來不去反省，現階段把經濟發展押寶在中國的這條路線不但效果有限而且有高風險。這次的台北會談之後，台灣與中國將往一中市場的路邁進一大步，民進黨看到了這條路的風險。在這個重大的歷史時刻，我們要告訴當政者，你們錯了，一個國家的經濟不是這樣治理的。再這樣下去，台灣的經濟將更不可逆轉地全面依賴中國，台灣將會變成另一個香港，在不久的未來，台灣還有主權的空間嗎？台灣人民除了接受「統一」，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第三、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放棄宣導自己國家的主權，一個總統的責任是彰顯國家的主權。很不幸地，馬英九政府就是一個例外。現在，圓山飯店內所有的中華民國國旗都已經被收起來了，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有客人從中國來，如果是有尊嚴的談判，為何要為了客人而收起國旗呢？主權要透過行動讓大家看到，當一個國家的主權無法透過外在的事物被彰顯時，甚至連代表主權的事物都必須被隱藏時，那就表示這個國家受到了屈辱。現在，馬英九政府就是在讓這個國家受到屈辱。馬英九當了快半年的總統，他可能還是不知道什麼是主權，什麼是退讓。民進黨在這裡告訴你，把國旗藏起來就是把國家藏起來，把國家藏起來就是在主權上退讓，你不只退了一寸，你還退了幾十年。所以，我們要嚴正呼籲馬英九，把國旗拿出來，尤其是在談判與簽署協定的場合，這是你身為總統最重要的責任。
目前為止，馬政府的國安團隊還在為稱呼問題絞盡腦汁，發揮「創意」。然而，民進黨認為，總統是一個「尊嚴」的問題，不是一個「創意」的問題。我們不需要創意，總統就是總統。在這裡，我們強烈要求，馬總統應該要求陳雲林稱他為總統，而且，他應該把選舉時的政見，「台灣的前途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決定」清楚向陳雲林表達，這樣子的會談才能為台灣主權加分，否則馬英九對不起這塊土地，對不起這個國家，更對不起選他的七百萬選民。
第四、中國正在撕裂台灣，從這次陳雲林的行程安排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國民黨安排他見連戰、宋楚瑜、吳伯雄等人，不過，作為台灣最大在野黨的民進黨卻被選擇性的忽略。中國國民黨的「聯共制台」，搭配上中國共產黨「以和逼統」的策略，已經在台灣這個國家中產生極大的問題。全世界沒有任何政黨會與威脅自己國家的政黨聯手對抗自己國內的政敵，然而，國民黨這幾年來就是這麼做。這種情形必須立刻停止，因為這樣下去會讓台灣陷入萬劫不復的分裂與對立之中。陳雲林來台灣不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兩個政黨的之間的「家務事」，而是整個台灣國家的公共事。在這裡，我們要提出嚴正的呼籲，立刻廢除國共平台，所有的兩岸協商都應該受到國會與民意的制度性監督。
民進黨執政了八年，海峽兩岸從來沒有發生過戰爭。民主進步黨已經向世人證明了，一個政府，只要有智慧與決心，它絕對可以一方面捍衛台灣主權、發展兩岸經貿，另一方面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然而，現在的馬政府完全做不到。馬政府發展經濟與避免戰爭的方法就是在台灣的主權上節節退讓。在這裡，我要不厭其煩地請求所有人民跟我們一起來思考，台灣退了這麼多，我們究竟得到什麼？兩隻熊貓嗎？總統先生，或許你因為成長的背景、意識型態的取向、政治計算，不同意我們的說法。但你必須瞭解這些人民的感受是真實的，不是政黨製造出來的；如果你能夠與中國做這麼多妥協，有什麼是不能對焦慮的台灣人民做妥協呢？
所以，親愛的台灣人民，11月3日起，如果您住在台北，或是正好有事來到台北，請別上「台灣是我的國家」黃絲帶，加入我們的靜坐。如果您沒有時間加入，請您在這幾天穿著印有台灣的衣服，去上班、去上課、去市場、去逛街、去接送孩子。當碰見跟您一樣的人時，不管認不認識，請對他說一聲「台灣加油」。我們要讓台北市變得很「台灣」，我們要讓陳雲林與馬英九政府到處都看到台灣，陳雲林來台期間，讓我們每個人都身上都穿著台灣，頭上綁著台灣，心中想著台灣，口中大聲喊著台灣。這是唯一的路，這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們要用和平、理性、堅定、非暴力的方法來捍衛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尤其是民進黨的黨員，面對陳雲林與保護他的警力，不管任何時候，任何狀況，我們一概不准使用暴力。民主是民進黨唯一的武器，和平是民進黨唯一的方法。這是我唯一的懇求，也是我唯一的命令
馬總統昨天終於在陳雲林即將來台前夕，親上媒體說明政府立場，從某個角度來說，遲來的說明總比沒有好。但這個專訪所暴露出的問題恐怕不比解決的問題少。
關於近日以來台灣社會對於馬總統在兩岸關係上「過分親中」的疑慮，尤其是所謂的「兩區說」，馬總統提出了正面的回答，指出這是根據憲法修正條文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中華民國之下存在著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所以三鹿奶粉產自中華民國大陸地區？XDDD，那馬先生身為中華民國總統，怎麼不為轄下人民的脫序行為跟全世界道歉呢？請把謝謝指教翻成英文，3Q!!)
如果馬總統是一位法律學教授，他的說明是十分清楚的，從法源上很扼要明確地表述了所謂「兩區說」的法律根據。按照法律來說，馬總統的說法完全站得住腳。
但這種學院法條式的回答恰好反映出馬總統完全不理解為何台灣社會出現這麼大疑慮。台灣社會對馬政府有所疑慮與保留，原因不是法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認為用簡單的法律條文能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不是幼稚，就是不負責。
國民黨藉著與共產黨的「國共平台」順利解決許多問題，這是馬政府一直引以為傲的，但「國共平台」的運作卻又不用對立法院負責，不必受台灣社會監督。這種台灣社會的疑慮，馬政府有沒有好好說明解決？如果馬政府能夠在上任後幾個月內就建立起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為什麼沒有看到挾國會絕對多數和行政權的國民黨和馬政府，花同樣多的時間設法與綠營建立一些信任關係？難道台灣內部的共識比國共之間的共識還不重要嗎？
從台灣社會的角度，我們並不反對馬政府建立與中國大陸的溝通與協商，也不否認馬政府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我們擔心的是，馬政府太過輕忽在與對岸進一步接觸之前，須先在台灣內部經營共識的這種必要性。或者更不客氣地說，馬政府和國民黨是否認識到，在台灣的政治光譜上，他與中國大陸接觸的這件事，先天上就應該付出比綠營更多的努力去爭取台灣社會的信任？說「綠營可以，為什麼我不可以」不僅是政治上的幼稚話語，也是政治上的不負責任。這麼說是根本沒有意識到藍營領導人在台灣政治脈絡中與對岸接觸本來就要爭取更大的政治信任，這絕非釐清法律責任就能解決的。
就像獨派挑釁中國又同時不甩美國那樣，馬政府理所當然地看待與對岸協議而無須多做解釋，以及輕率地提出「兩區說」而自以為是，一樣是在現實政治上不負責任的行為。
獨派挑釁中國和不甩美國對台灣在國際上所造成了長遠的傷害，是藍營人士朗朗上口的。但不向國內清楚地溝通並建立共識，就急切地希望透過與對岸協商來緩解執政壓力，其對台灣社會偏獨或者中間區塊造成的心理陰影，同樣會削弱民主政治的運作，這難道不也是傷害了台灣整體的長遠利益？
就像反獨人士不希望綠營執政強加台獨政策於整體社會之上，反統者在藍營執行反統者所認為的「親中政策」時，也需要藍營政府給出更多更清楚的保證與溝通。這種沒有沙文主義色彩的執政方式，才是讓台灣民主真正穩固的基礎；在這種穩固的台灣民主之上，才能出現真正為兩岸帶來穩定和平的政策。
另一方面，在陳雲林來台前夕，綠營鼓起了士氣上街頭反對，但是否除了在「要不要掛國旗」這些象徵性的議題上嗆聲以外，也應認真地、有系統地整理出兩會即將會談的具體議題中，反對黨有什麼主張和堅持，或者認為有什麼更重要的議題被忽略了？在街頭攫取政治資本的同時，可不可以也認真為政策內容做好監督的角色，或者打開與執政黨在政策上辯論的空間與平台？
民進黨能否清楚有系統地說明，執政時期提出的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究竟與國民黨的和平協議有何不同？國民黨目前在兩岸關係上的政策與措施，究竟有什麼具體風險？如果綠營能從具體政策面而非僅從統獨上回答為何「綠營可以，藍營就不可以」，那麼執政的藍營若再不能與綠營溝通和建立共識，就要負更大的責任了。（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劉內閣上任四個月，民調卻直直落。民調低的因素當然很多，但根據劉兆玄自己的看法，其中一個原因是媒體不支持、名嘴亂放炮。
劉兆玄尤其介意國民黨籍的立委名嘴，認為他們不支持行政院政策，才導致民眾對政府沒信心。劉兆玄甚至要求國民黨黨部祭出黨紀，規範黨籍立委言論。日昨還傳出，新聞局要求中央廣播電台不要對中國有太嚴厲的批評等。
劉內閣這一連串的動作，凸顯他/他們對整個民主政治的無知。在憲政體制的設計上，立法院與行政院本是兩個相互制衡的單位。立法委員所代表的是人民，他們所要負責的對象也是人民，立委代表人民向政府監督，是憲政體制天經地義的事，劉兆玄想透過黨部來約束黨籍立委，有違民主運作的基本原則。
再說媒體。批評時政，本來也是媒體的天職。只會歌功頌德、捍衛執政的媒體，才是真正的腐敗。阿扁執政時，「綠媒」極盡能事地為阿扁掩飾辯護，才使整個政權腐化，甚至因而丟掉政權。大家對這種現象不是深惡痛絕嗎？怎麼換了位置就馬上換了腦袋，而不能忍受媒體的批評，甚至還想介入媒體的運作呢？
民進黨執政時，「統媒」對扁政府的批評非常尖銳，很多綠營的人都認為，這是意識形態作祟。因此，在政黨輪替後都很好奇，這些「統媒」是真的在「監督」政府，或只是以監督為名，行鬥爭之實呢？幾個月下來，除趙少康等少數節目外，大部分統媒的名嘴其實都還能守住專業，以媒體人的身分，對政府盡監督之責，批判的火力與綠嘴相差不大。其實，愈來愈多名嘴開始以媒體人自居，很在意自己的角色定位。台灣的媒體已經開始往「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了。
台灣媒體真是世界一大奇觀。有那麼多的電視頻道和現場談話節目，白天發生的任何一件大小事，到了晚上馬上有超過十個以上的談話節目分析、批判，隔天平面媒體上還有更多元的民眾發聲。這構成一股非常龐大的「民意」，的確會對政府造成強大的壓力。但這就是民主，如果連這點壓力都不能承受，那我們怎麼能相信政府可以帶領我們走出困境？
劉內閣基本上是一個老化、甚至是不合時宜的內閣。他們都是上個世紀的技術官僚，未曾經歷兩千年之後的民主洗禮。因此，面對民主，這些官員們總是畏畏縮縮。我經常看到官員躲記者、躲鏡頭，幾乎沒有看過哪個官員主動召開記者會，大大方方、雄渾有力地為自己的政策辯護。這樣，民眾怎麼對政府會有信心呢？
其實，任何「政策」，都需要一個「政治」的過程來醞釀，政策才會被人民接受。民主時代的領袖，一定要能夠自由穿梭在「政策」與「政治」之間，游刃有餘。單方面的強調都不足於成事。
從技術官僚的角度來看，「政策」是精英內部決定了事。在威權體制時期，這當然不會有問題，甚至會很有效率。但是，在民主時代，政策的決定過程不可能這麼方便，而必須把政策丟進公共領域，廣納言聽，政策與政治之間的辯證才會有效開展。因此，官員們對媒體上的各種意見應該謙虛面對，有用的就要納入修正，不合適的也要主動在公共領域中向百姓解釋清楚，感謝大家建言。
民主，是一個不方便的真實。從整個政策的制訂過程到政策的實施，政府一方面要有長遠的視野，但也要不斷與民眾溝通互動，隨時修訂政策方向與內容，才能讓政策不斷趨向圓滿，讓政府變成一個真正為人民而存在的政府。這個過程也許很不方便，但卻不能迴避。
尤其重要的是，民主是一種能力，人民只有在親身的民主實踐過程中，民主能力才能逐漸養成。因此，我們要大膽地讓人民有實踐民主的機會，剛開始也許會有點混亂，但人民會慢慢學得各種民主所需要的各種能力，台灣的民主品質才會提升。我們又何須害怕民主呢？
這什麼鬼
黑心地圖嗎XDDD
就算京台高速已經被偉大的祖國編入G3國道，也還沒建好嘛，您為什麼要這麼著急呢？
Andrew Keen說垃圾部落客是一群集體暴露狂，每天跟猴子一樣跳上跳下地炫耀平凡無奇的事物，於是我來炫耀了XD
這是我老木啦尬的！